Malcolm Gillis、Dwight H. Perkins、Michael Roemer、Donald Snodgrass，四名支 持资本主义而收美国联邦政府资金的经济学家（一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杜克大学， 三名于哈佛大学），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土地改革。他们的解释表示，模仿毛泽东式土地 改革的国家发展得很快，如果美帝也答应作为它们输出品的市场。

该四名经济学家如此解释：

“一个社会若有其它阶级控制下的贫下中农与无土地的劳动者的巨大阶级，农村里的骚 动很可能愈来愈严重。以避免骚动变成革命，政府会通过土地改革，为了减轻农民的负 担而使他们愿意保持稳定。在第二类（即另一类——译者按），土地改革在贫农支持的 革命之后才发生。…

“举例来说，二十世纪墨西哥土地改革的动机一般来说是第一类的。……为了接受萨帕 达（Zapata）等人的挑战，墨西哥政府偶尔重新分配一部分可耕地，上次在七十年代艾 切维利亚（Echeverria）总统政府下。不过墨西哥的土地使用关系照旧是大型地产、微 型农田共存的情况。土地改革消灭了宣扬更激进的改革最偏的一部分压力，可是墨西哥 的农业仍然含有一个生产能力不良的巨大农民阶级。

“中国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早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改革是第二类的杰出改革。共产 主义革命主要以贫农为基本，而地主阶级是现存的国民党政府的主要栋梁之一。改革以 前可耕地的百分之四十是佃户租的，租金经常是主要作物的收成的一半。无论他住不住 在农村，地主几乎不供应任何东西，土地除外。改革以后，而1955年至1956年农业集体 化以前，土地是耕田者拥有的，而地主没收到任何赔偿。其实很多地主在农村里当众受 审而被处死或被派去在苛刻的情况下作苦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土地改革从重要的方面来看与中国的改革经验不同。日本的 土地改革被美国占领军进行。占领政府认为地主阶级是日本社会中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势力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小土地所有者反而被看作足以建立将来的稳定的民主主义日 本的好基本。因为美国在战争中打败了日本，所以日本地主并无法抵抗，而一次彻底的 土地改革被进行。法律规定了地主的赔偿，可是通货膨胀不久大大减少了赔偿的实际价 值。因此日本的土地改革也就是不给多少赔偿而充公地主的地产。……

“最出名的成功的土地改革经常向地主提供很少赔偿，甚至不提供任何赔偿。俄罗斯在 1917年后、中国在1949年后就如此，日本、南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是。”

（摘自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第三版 (W.W. Norton & Co., 1992年), 第 496-499页。）

资本主义宣传家为他们军事方面不稳定的血腥制度的“成功”辩护，要提出一小撮国家 的例子。他们特别重视香港、新加坡、台湾、南朝而不谈约150个资本主义国家或半资 本主义、半封建主义国家的平均。这些宣传家不要做诚实的科学比较，只要挑选对他们 的结论最有利的资料。他们不把所有保证私有财产的国家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来比 较。

新加坡、香港只是城市，不适合与第三世界的农民国家比较。加尔各答（印度）与上海 比较才公正。可是独自发展出来的城市（新加坡、香港等——译者按）在某种意义上说 已经在经济方面成了功，不适合与第三世界的城市比。

台湾、南朝与其它150国家有什么不一样呢？美帝的在华走狗蒋介石被毛泽东赶出大陆 至台湾，在朝走狗被毛泽东的军队以及反帝国主义朝鲜人民赶到南朝去了。换句话说， 美帝把台湾、南朝看作反共产主义战争前线上的根据地，而且这是对的。支撑这两个地 区是美帝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目的。我们可以说，对于不让台湾、南朝面对其它第三世 界国家的问题这个目的，美帝国主义者很成功。

其实，台湾、南朝共同之处就是毛泽东领导的结果良好的共产主义运动对于美帝的压 力。富国被强迫让一小撮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没有那个压力的话，台湾、南朝才不 会有机会如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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