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7.2.24 ）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上海文化革命广场召开的 "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夺权斗争誓师大会 " 上）
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战友们：
你们好！我们好久没有坐在一起讨论问题了。
十二号毛主席叫我们去北京的。毛主席当天很快接见了我们，以后又召集、主持了中央会议，讨论了上海问题和其他工作，发出了一系列决定。临回上海时，主席又接见了我们。
首先要向同志们汇报的是毛主席身体很好，每次谈话时间都很长，但精力始终旺盛、愉快。对上海非常关心，非常了解，使我们很感动。毛主席对上海革命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贡献给了很高的评价。这次讲： " 上海的工作，总的来说是很好的。上海工人在安亭事件时才几千人，现在一百多万了，这说明上海工人组织得很快。 " 主席又问了农民、学生、机关干部的情况。这是对上海革命造反派、上海工人、上海人民的最大信任、帮助和支持。有毛主席、党中央的支持，我们面前有再大的困难，阶级敌人耍出再多的花招也休想阻挡我们前进。
一、关于夺权问题
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是由上海的 " 一月革命 " 开始的。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如此。这次夺权和一九四九年从国民党手里夺权是不同的。毛主席讲： " 这次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是我们发动的。 " 那一天，毛主席还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写一篇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很重要。我们的理解是，毛主席在这里指明了十七年来，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而不是刘、邓路线占统治地位。那无产阶级专政下又为什么还要革命呢？毛主席解释说： " 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有一部分被篡夺了。 " 毛主席的话是辩证法的，先肯定了整体、后否定了局部。毛主席还指出所谓 " 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 " 的口号是反动的，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正确的说法只能是部分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自己搞起来呢？因为我国建国十七年，十七年来都很稳定。中国经过一百多年动乱，终于统一了，稳定了。大家都很满意。但和一切事物一样，统一和稳定有它好的一面，又带来了不好的一面。一部分被篡夺了，稳定中包含着不稳定，搞这次革命可以把修正主义根子连根拔掉。毛主席的概括力很强，把很深的道理归结成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2 ．在夺权斗争中，成为今天的关键的是 " 三结合 " 的问题。这是夺权和巩固好权的重要条件。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已经夺过好几次了：一月十四日北上返沪第二兵团夺过；一月二十二日上三司等四个组织夺过；一月二十四日红革会又夺过，但他们夺了些什么呢？夺了几间房子，夺了大印，自以为有了权，实际上根本没有得到实权，他们也发表声明了，但他的话根本没人听。华东局机关也是这样。夺了几间房子，向魏文伯要了几部汽车，别的东西都没有得到。我看这样的权还是不要夺了。中央指示，华东局书记处的权不能夺，因为它是党中央的代表机关，夺就是夺党中央的权。华东局机关的权可以夺，尽是些房子，夺过来也没意思。这说明，必须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才能真正夺过权来。一个、两个组织夺权，只能发展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实质上是把全民所有制变成小团体所有制。实际上是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南斯拉夫的办法，他们那里不是在搞工人 " 自治 " 吗！我们把话说的尖锐一些，目的是让这些同志明白这条路是不能走的。要想夺权，就必须找一个大联合的最好形式 -- 这就是 " 三结合 " 的形式。缺少一方，就不算是大联合。大联合不是说群众团体多就算，缺少另外两方就不算大联合、就夺不过权来，夺过来也不会巩固。毛主席这次谈这方面最多。
我们旁听了山西省代表的汇报：如果没有山西驻军的支持，山西根本夺不了权。山西省委反动透顶，组织了便衣特务，发了枪。刘格平对面住了两个特务，枪口对准刘的窗口。刘随时有被捉的危险。因为山西驻军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才使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夺了权。因此，必须要有解放军的支持。
那么没有革命领导干部成不成呢？也不成！一个战斗队还要有个负责人嘛！现在夺权也要干部，无非有新有老。为什么要有担任过领导工作的老干部呢？道理很简单。比如，一些工人表现很好，敢闯敢造反，很有工作能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大贡献，但如果把一个城市，比如上海；一个省，比如江苏，交给他们，他们就会感到很困难，因为没有经验，他们管理一个车间也许会熟练一些。不要说工人同志，我总还算做过一些工作吧！现在让我一下子管全上海市的工作，我也感到很困难。我过去也参加过市委的讨论，但不是我做决定。柯老在世时，我们有问题解决不了就跑去找他请示。他病倒后，我们便感觉担子很重了，现在更重得多了。对许多东西我了解很少，比如财政税收，老实讲，我过去根本就没有兴趣。对农村有些了解，但很不够……。毛主席讲：一个大学生当大学校长不行，大学还没毕业，对整个学校还不熟悉。当个系主任我看也不行，因为没有教过书，没有领导全系工作的经验。还是应该由过去培养的教师、助教来担当。在座的青年同志，不要泄气，毛主席还说：青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不少贡献，但是让他们马上接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的班还不行。我个人的理解也是这样， " 三结合 " 的方式是对青年的很好锻炼。青年人二十几岁跟着老革命干部学习它七年、八年、十年，三十多岁当省委书记也还是很年青的。
拿上海来说，主席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但是如果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开始成立时没有实现 " 三结合 " 的话，牌子恐怕老早就让人家砸了。没有这个危险吗？人家不是早在筹备第二个、第三个公社吗？连守卫公社办公大楼的警备连都向上请示过，如果有人来砸牌子怎么办？因此，如果没有解放军的支持是不行的。我这里不是过高估计我和姚文元的作用，我们个人没有什么。但是由于我们参加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也使得某些人在砸人民公社时多考虑考虑。这说明 " 三结合 " 的重要性。有的人总想试一试，过去，有人反对上海人民公社，现在，有人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们态度也很鲜明，谁敢试就让他来吧！
上海人民公社已经有了一定权威，今后还要加强它的权威。
上海市部（局）长以上干部六百多名，处长以上干部六干多名，难道这六百多和六干多中还愁找不出 " 三结合 " 的对象吗？这里面的大多数同志还是好的。当然，他们起来造反得很晚，直至十二月十八日开大会，但这在全国还算早的呢！主席知道了很高兴。那次造反的也多是一般干部，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中没有一个。这当然不能怪造反派，只怪他们自己，也怪陈丕显、曹荻秋他们。他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些干部带坏了。许多主席和中央的指示他们根本没有认真传达，使得许多干部听不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八届十一中全会，曹荻秋在市委常委会上只传达了一个小时。据说，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根本没有传达，因此北京红卫兵小将一冲，许多干部有抵触情绪。 " 安亭事件 " ，曹荻秋只传达陶铸的指示，而毛主席的指示连市委书记处都未传达，马天水就不知道。因此，在曹的鼓动下，竟然跑到中央工交会议上去放炮。所以陈、曹这些人不仅对上海人民和广大干部欠了债，而且对周围的同志也欠了债。他们又利用 " 内外有别 " 、 " 组织纪律 " 来限制干部，由此，我们才理解到为什么柯老在世时，也是这批干部，把上海的工作做得不是还比较好吗！特别是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期间，上海工作在全国还是比较好的嘛！还不是这六百多部（局）长，六干多处长吗！毛主席讲，不要只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而且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态度也不是铁板一块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是会跟着我们走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很多，但只要我们引导很好，他们也会跟我们走。毛主席无论什么时候，总是相信群众的最大多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不相信最大多效。《红旗》第三、四期社论很重要。其中第三期里面有一段原文是 " 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 。毛主席改为： " 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 " 。主席加这几个字体现了最伟大的思想，政策界限清楚了，宽很多了。
有的同志夺权以前还注意学习主席著作，夺权以后忙得一塌糊涂，不看书，不读报，这是很危险的。这两期社论应当逐字逐句地体会呵！
"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 的思想是反动的。这不是我们造反派的思想，但对我们有影响，因为看到许多人那么顽固，十分气愤，于是在人家宣传时就听信了。其实这个口号根本不成立。首先喊这个口号的人就不打倒他自己，不怀疑自己，也不怀疑这个口号是否错误。阶级斗争就是两个阶级的对垒，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资产阶级也打倒资产阶级吗？除非他们内部有矛盾。喊 "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 的人最后势必走向自己的反面，被人家打倒。
在上海，当我们问到造反派组织怎么样时，他们总是说：我们组织很好，连一个科长也没有。中央有一个机关连副科长都不要，还自以为纯洁。简直没有一点阶级分析。最近，国务院向我们反映了一个材料，一个市委机关造反总部向国务院发了一个通令，要求取消一切 " 长 " 。里面不少话是错误的。如 " 历来是处长管科长，科长管科员 " 。我看将来也还是要这样。 " 带长的历来骑在党和人民的头上。 " 林彪同志是国防部长，他也是骑在党和人民头上吗？这是反动的。毛主席毫不含糊地讲： " 连副科长都不要的，呆不了几天。 " 毛主席在五项接班人条件中讲： " ……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 朱德从井冈山时期就反对毛主席，《古田会议决议》中许多就是反对朱德的。毛主席对这种人多年来就是拉着他走。我们要向主席学习。
据我们了解，在上海，有些人一直没有发言机会，我们应该给他机会，让他们出来亮相，让他们串连，让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当然，也一定有一部分人就是给他机会也不行。我们不要等条件完全成熟再三结合，我们也不要一定找十全十美的干部来结合。可以区别对待。有的参加核心领导，有的搞一般工作，还可以有别的形式。
有人担心他们 " 投机 " ，这也没什么可怕的。投机迟早会暴露的，革命造反派什么都不怕，怎么现在怕起来了？这也是 "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 影响的结果，如果我们将来一旦犯错误也会立刻被打倒。回去以后，各单位要排排队，选标兵，也要对干部做工作，要他们站过来。他们之中，有的也承认站晚了，那就赶快站过来吧！ " 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 " 就可以这样办。
现在双方感情上过不去。斗了半天，现在又要结合。感情上不通，认为不好。这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斗是为了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今天结合也仍然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首先要注意不能记仇，斗了一下，有时过分了，应当谅解。造反派对犯了错误的干部要 "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 ，干部对造反派、对革命小将也要执行 "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 。任何一次革命都要付出代价，这样一个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怎么能不付出代价呢？我们的代价并不大，比英、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代价小得多。有的斗完全对，有的斗过分了，也算是你对革命的贡献吧！老实说，没有革命小将的冲锋陷阵，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没有这样一次伟大的运动，上海市委的盖子能揭开吗？一些人能揪出来吗，不可能！这些伟大的成就是不容抹煞的。还是看看大局吧！从国家的、世界的前途着眼，不要光看到自己。包括省、市委书记处的同志，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跟毛主席走，我们就欢迎。那些犯了错误的甚至是犯严重错误的同志，现在是你们选择道路的紧要关头。
3 ．毛主席说：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成立，到现在已经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当时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我看现在也得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会允许无产阶级公社存在这么长时间。十月革命创造了苏维埃，列宁很高兴，但没有科到这种形式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结果让赫鲁晓夫利用了。……南越是总统制，邻国柬埔寨是君主制，我看还是柬埔寨的君主制好。印度是总统制，尼泊尔是王国制，我看还是尼泊尔的王国制好。以后，毛主席又举了周、汉等朝的例子，谈到王莽时说他是最喜欢改名字的了，就和北京的红卫兵把所有街道名称都改了一样，结果，新名字记不住，还用旧的。因此名字不易多改，形式是次要的，内容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看哪个阶级在掌权。比如苏联变了，但名称却仍然没变。我看我们还是稳当点好，现在各省、市都学习上海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呢？国号改不改呢？如果改为中华人民公社，那国家主席就得叫公社主任或社长了。国号一改，还有个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我看苏联就不会承认，承认对它不利。公社成立了，还要不要党呢？我看应当要，总要有个核心，甭管叫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还是叫一贯道……总之，还要有一个党。我看名称还是不变的好，还是开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也还叫国务院，上海人民公社就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吧！是不是上海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这个名称？你们回去和大家商量一下，还叫上海人民公社，优点是保护上海人民的热情，缺点是全国只你们一家，不是很孤立吗？《人民日报》不能登，一登大家都叫人民公社了，就会发生上面一系列的问题。你们回去以后和大家商量一下，如果一定要叫，就叫是了。总之，既不要挫伤上海人民的热情，又不要影响大体。
从上面，我个人体会到主席站得高，看得远，什么问题一到主席那里，他总是考虑得很细致、很多、很远。而且总是保护人民群众的热情。以后中央会议决定一律不叫人民公社，但给上海人民留了余地，指出 " 除上海主席另有指示外 " 。我们回到上海后开会时，大家一致同意改名。
现在，有不少人讲，由于没有实行三结合，没有 " 红革会 " 参加……因此毛主席不同意叫人民公社。这些人请你们收回你们的言论吧！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是不可抹煞的。
有一个人在会上说： " 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 的口号是错误的，因为是少数人搞的。说穿了，就是因为没有包括他，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表明： " 一切权力归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 和 " 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 一样，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的权力决不能和一些个人野心家分享。
那些喊 " 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数人搞的 " 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话，也是根本不了解什么是一月革命。上海的夺权斗争在十二月下旬就开始了，那时 " 赤卫队 " 搞 " 三停 " ，如果再不夺权，只要一个月，不！二十天，上海就会不可收拾了。实际上远在公社成立以前，一月六日的大会上就夺了权了。上海千百万群众起来夺权，这么雄厚的群众基础怎么会是少数人搞起来的呢？有人还说是我搞起来的。谢谢你，我没那么大本事。我们今天只是把名称改一下，有的同志提出： "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人民公社 " 是一个十分庄严的口号，现在可以提 "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 了。
有那么一小撮人，只是一小撮，搞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被 " 私 " 字迷了心窍，老实说、谁想从人民公社改名字上做文章，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劝你们不要枉费心机了。
二、抓革命、促生产
中央最近发出了一系列文件，我们的任务是坚决执行。我们革命造反派要下定决心保证党中央的指示得到贯彻执行。首先是农业。因为农业最大的特点是季节性强，晚一天就会影响很大产量。不管搞什么革命，大家都要吃饭，因此要促生产。但是要搞好生产，又必须抓革命。不要一提抓革命、促生产就无限制地增加革命的时间，抽出许多人脱产。林彪同志讲：抓革命是第一位，但在时间上，生产是主要的。特别是春耕季节，要按照现时的具体情况处理。
对于支农、支内、支疆的同志，我希望你们用心地领会中央的指示，你们去那儿是十分光荣的。那里不建设好，上海建设得再好，也没用。我们应该记得，柯老正是因为关心内地建设才到四川去，而在那里逝世的。有的人想回到上海来，达不到目的，就去斗里弄干部、安置干部，有些人吃人民的饭，不为人民服务，而且在城里干了许多坏事，就更成问题了。新疆因为许多青年都返回原地，生产已经受到很大影响。……在和平饭店住着一些国营农场的工人，你们在干什么？你们的岗位在农村，你们再在这里（饭店）呆下去，会学坏的。我们知道，你们之中有那么一小撮人是坏人，广大的工人同志不要上他们的当。
懒懒散散不是工人阶级的本色。
三、镇压反革命
上海不但有中国的地、富、反、坏、右，还有外国的地、富、反、坏、右。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则要重视。现在情况很复杂，而要我们认真观察。他们打着 " 造反 " 的旗号，有的更是削尖了脑袋钻到造反派组织内来了。镇压反革命，毛主席的方针从来就是专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相结合。我们要坚决支持人民解放军，不仅陆军，而且包括诲、空军。上海的陆海空三军对上海革命造反派支持很大。在这里，我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向你们表示深深的感谢。上海还有那么一小撮人反对军事管制，这些人如果是真正的造反派，那么首先应当向军代表赔礼道歉。否则，我们将采取另外的措施。
现在，社会上有那么一批人，就是靠造谣吃饭。如市委有人假造了周总理的四点指示，又如关于 " 红革会 " 和我全不对的总理指示， " 红卫军 " 的两次大喜报，王力同志关于上海形势的五点指示，全是伪造的。更可笑的是最近有人传出所谓中央文革接待站关于上海形势的指示。只要说一句就够了。中央文革根本没有接待站，连接待站都没有，哪有什么几点指示呢？真是见鬼了！我们辟谣很容易，但我们不愿意，也不值得。这些造谣的人自己要小心一点，假冒中央和国家首脑的名义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们说 "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 ，你有理就来讲吗！不要靠造谣吃饭，造谣是吃不饱饭的。 " 红革会 " 那一小撮头头，你们有理就讲吗！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 红革会 " 的战士是革命的。他们打电话给我，讲要开请罪大会，我说，你们有什么罪，有罪的只是 " 红革会 " 的一小撮头头，对他们也要争取，要看他们自己的表现是否悔改。
目前有人在挑动革干、军干的子女，我们告诉你们：革干中大多数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军干中更是如此。这是党和国家宝贵的财富，我们绝不允许 " 联动 " 在上海扩大活动。
四、组织整顿
上海造反派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是全国人民都看得到的。我讲的是造反派组织，不是反革命组织。我们内部有些不纯分子，同时，我们要按斗争形势的要求进行调整。按系统、部门、单位建立组织。有的组织里面有工人、学生、干部……，很杂，大家都浮在上面，混进坏人也不知道，如果按系统组织起来，如纺织系统、冶金系统，那么解决本系统的问题就好得多。此外，有的组织本身就具有分裂的性质，如有的按年份，如一九五六年大学毕业生组织一个造反司令部。不管你是哪一年毕业的，总有左、中、右之分吧！我们要按阶级，按左、中、右来组织，而不能按别的原则组织。有的组织则更明显地带有经济主义性质，如迁坟的那些人组织起来，成立什么造反司令部，我真不知道，他们要造什么反？我劝那些浮在上面的人还是回到本单位去搞斗、批、改，许多单位还没搞好。
革命造反派必须抓紧主席著作的学习，不要当昙花一现式的人物。在北京和外地，我们发现有这么一批人，当然还是少数，我们很欣赏的人，很有才干，但现在都先后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这个教训大家都要记住。我的话，就是对这些人说的。总之，要去掉盲目性，加强自觉性。夺权以后，大家成了当权派了，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要看今后的表现。弄不好，又会被别人，也许是这里的一部分同志所打倒。为了让同志们不被打倒，现在要记住打倒。
毛主席每天读一大迭报纸和传单。他再三嘱咐中央文革小组同志，每天不管多忙，都要抽出四小时读书读报。在座的能不能拿出两小时来呢？
我在结束讲话时，我想讲，我们应当想敌人是打不倒我们的，我们一定要乘胜前进！
《 " 文化大革命 " 研究资料》上册 320 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出版日期： 1988 年 10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