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姚文元 1966.12.15
姚文元同志：
这次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相当尖锐，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司令部斗争，跑到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司令部走，十一中全会以来，就是解决跟哪一个司令部走的问题。
张春桥同志：
你们想一想：丁莱夫跟中央指示跟得快，跟毛主席跟得快？还是跟哪个中央跟得快？要从这方面看问题。你们大部分是党员，也有些是团员，跟谁走，现在是很分明的了。五月份以前，中央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揭开。是跟谁跟得紧，跟毛主席呢？还是跟彭、陆呢？十一中全会以后更明白了，那一条路线的胜利，关系是重大的。这是大方向。
广播局大方向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但还要看到全国的整个党的斗争，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事，这个斗争胜利才能保证传播毛泽东思想。广播局跟彭真站在一边，还是什么，要从大局来考虑。
"4 · 16" 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事件，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声音，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声音，是政变的信号，这不是技术问题。当时，我们听了广播震动很大，广播在前，新华社在后，新华社跟彭真跟得紧啦！这是两个阶级命运的斗争，是最紧要的关头，彭真的最后的决战。他拿着一份报纸到毛主席那儿去说，我们是批判的。这不是一件小事，同志们要从大局考虑。当然，我们对任何干部都要从善意出发，分析事实考虑大局，否则要看不清楚。我们希望干部都是好的，但如果不是那样，我们就要从另外来考虑，否则我们就看不清。譬如广播学院冲大楼的问题，那天跟我们打电话的很多，各方面组织都有，丁莱夫也打电话，当时我们不在家。我们认为：丁莱夫如果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应该让他们进来。如果是我，我不那样处理，当然我也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过廿来人可以让他们进来，我处理这类事很多。那时冲国防部，是学生没办法了，闹了一天一夜，我是学生我也要发火，我们要设身处地来考虑考虑，如果我们是学生该怎么想。我去处理这个问题时，国防部门口要我登记办手续。我当时说，我是中央文革的，他们还要我办手续。那里的火烧得很大，我是来救火的，还要我来登记。我们有许多东西是不适合革命的需要的。至于运动中出现一些乱子是很难免的，任何革命都要出乱子，资产阶级革命比我们出的乱子更多。至于共产党成立以来，我们要把乱子都记下来，要积累厚厚的一本。
我和丁莱夫接触很多次，比你们接触得多，他对学生的情绪是对立的，对学生的感情距离很大，听不进我们的意见，水泼不进去，他总感到学生情绪很糟糕。我们谈了许多次，不是勇敢的和革命群众在一起，始终没有转变对学生的感情，如果和学生站在一起就闹不起来。从 7 月份跟他接触后，都是讲学生不好，半年过去了，始终没有扭转过来，态度仍然没有改变。
主席对待群众是什么态度可以作比较，每次接见他都要到群众中去，到金水桥，几百万群众什么人都有。我们为他的安全担心，不让去，劝过他。后来主席批评我们，这是错误的。主席对群众是什么态度，要学生到中南海去，住到他的院子里，那样热爱群众，关心群众，听群众的意见。革命靠群众，我们有最高的典型可以作比较，这样一比较就看出问题来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根本问题是对群众的问题。希望同志们考虑，你们的意见我们还想听。我们也希望几个问题弄得很清楚。
我们的同志看问题，有些事不要就事论事，有些观点不要固定，要看得宽一点深一点。